法治周末記者 武杰

　　對于現(xiàn)年已經(jīng)73的向隆萬來說，從上海交通大學數(shù)學系教授到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這是個大的跨越?！皵?shù)學跟歷史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學科，數(shù)學研究是靠聰明、靠天才，歷史不是這么回事兒。歷史，我覺得甚至都不是邏輯可以解釋的，就是靠現(xiàn)實，發(fā)生了就是發(fā)生了，有些甚至于覺得邏輯都不大講得通，但就是會冒出這個事兒來?！毕蚵∪f對法治周末記者談起他對數(shù)學和歷史研究不同的看法。

　　向隆萬，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字明思)之子。當年，父親向哲濬參與東京審判時，向隆萬僅僅5歲。在向隆萬的記憶里，當時已經(jīng)五十多歲的父親，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而沒有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的威嚴。

　　五十多年之后，2002年退休的向隆萬開始通過散落世界各地、卷宗紛繁的東京審判資料中“尋找”父親向哲濬，從數(shù)學跳進了歷史。

　　2010年，向隆萬編著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出版，向隆萬終于松了一口氣，覺得這算是自己對父親的一個交代，對于東京審判的研究也打算告一段落。但是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的成立，讓他再次回歸。

　　沉默的參與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隨后，美國、中國、英國、蘇聯(lián)、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荷蘭、印度和菲律賓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犯有以下三種罪行的日本甲級戰(zhàn)犯：破壞和平罪、普通戰(zhàn)爭罪、違反人道罪。

　　據(jù)當時的媒體報道，開庭以來，日本旁聽席上每天都座無虛席，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格曾賣到800日元一張，而當時日本人的月薪不過500日元。

　　這場歷時924天的審判，因其案情龐大、復雜及證人、證據(jù)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guī)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

　　1985年，擔任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曾經(jīng)說過：“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shù)次侵略戰(zhàn)爭中，只有抗日戰(zhàn)爭，才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只有東京審判，才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

　　1946年春，向哲濬由國民政府派往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直到1948年12月庭審結束，他乘船回到上海。這段經(jīng)歷如何，向哲濬談的并不多。上述的那段表達，應該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評價，言及之少，以至于向哲濬的夫人周芳在晚年對先生的回憶錄——《良師愛侶憶明思》中關于東京審判的歷史也只有寥寥幾頁，而當時還年幼的兒子向隆萬更是知之甚少。

　　在向隆萬的記憶中，參與審判的父親每次從日本回來述職都是匆匆忙忙，跟他們交流很少?！耙苍S父親覺得，說了有什么用呢，也幫不上什么忙，還不如多工作會兒?！毕蚵∪f說。他印象最深的還是那臺父親工作用的“雷明頓”牌古董打字機。因為當時政府派出的人手不夠，向哲濬只能自己準備文稿，打印起訴書?！霸跂|京的時候也是如此，很多應該由助手協(xié)助的工作都要自己完成，國際法庭的同事要他多請些人來做助手，但是他無法說出實情，既不好說國家窮，更不能說政府不重視?！毕蚵∪f后來才了解到父親當時的艱苦。

　　法庭開庭前的2月7日，向哲濬作為中國檢察官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認定的12名戰(zhàn)犯的名單。但是當時的軍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zhàn)犯名單，而是要看檢辯雙方提出的證據(jù)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并被法官團采納。

　　中國方面沒有料到證據(jù)法的運用如此嚴格，由于時間緊迫，國人過去沒有保留證據(jù)的意識和可能，蔣介石又忙于內戰(zhàn)，使得中國代表團在東京處處受掣肘。而日本方面則借口嚴守軍事秘密，投降前后更是下令銷毀大量犯罪證據(jù)，因此中國檢方的工作困難重重。

　　當時不僅收集證據(jù)困難，派出的人員數(shù)量與中國的地位極不相稱，經(jīng)費也常常使向哲濬和擔任法官的梅汝璈為難。周芳在用年歷本縫制的本子上寫道：“明思說過，各國檢察官輪流宴請同事，既聯(lián)絡感情，又交流情況。可是國民黨下達的經(jīng)費中并無此項支出，為了國格，明思只能自掏腰包。”

　　1946年3月下旬，在向哲濬的陪同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約瑟夫·季南以及法庭其他十多人一起到重慶拜見蔣介石和宋美齡。當時媒體也多有報道此事，但是近三刻鐘的會談并沒有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留下痕跡。

　　“3月底的日記中并沒有提起那次會面，我仔細看了，哪怕說某天下午見了季南這樣的話也沒有?！辈桓市牡南蚵∪f曾經(jīng)兩次到美國位于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日記》，他只發(fā)現(xiàn)了兩次記錄，即東京審判的開庭和對東條英機等7名罪犯執(zhí)行絞決的感想，而在那段時間的日記中大多記載的是如何跟共產(chǎn)黨作戰(zhàn)。

　　被遺忘的歷史

　　2006年，高群書導演的電影《東京審判》將多年前的這段歷史事件在銀幕上再現(xiàn)出來，讓許多人動容，該片甚至被稱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看的電影”。也正是這部電影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段屈辱與尊嚴并存的歷史。

　　然而曾經(jīng)擔任向哲濬秘書的高文彬教授卻說，扮演向先生的香港演員氣質上跟向哲濬很不像，“如果編導和演員能先看到向先生的風采，表演會好得多”。高文彬印象中的向哲濬帶著濃厚的書生氣，對誰都客客氣氣，但是上了法庭卻又大義凌然、淡定從容。

　　此時已經(jīng)開始收集東京審判期間父親資料的向隆萬認為，由于史料有限，這部影片中一些地方跟事實不符，有些甚至是虛構的。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殺中國法官梅汝璈等;比如，出庭作證南京大屠殺的8名中國證人有名有姓，電影卻虛構了一個小和尚證人;比如，梅汝璈作為法官不能與身為檢察官的向哲濬私下交流，電影里他們在小飯館討論案情的情節(jié)實屬不懂法律的杜撰。

　　電影放映時，有人問向隆萬，這片子去日本放映會怎么樣?向隆萬擔心，這些虛構情節(jié)，反而給了居心叵測、企圖抹殺這段歷史的人可趁之機。說到這里，一派平和的向隆萬有些激動，“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應該客觀、理性地看待兩國的歷史糾葛和關系”。

　　東京審判的歷史在中國的研究相當缺乏。向隆萬曾在國內的圖書館、檔案館找尋一些資料，但發(fā)現(xiàn)很難。一來資料有限，另一方面即便零星有些資料，也是未經(jīng)整理地堆積在某個無人顧及的角落。而向哲濬和高文彬在1948年回國時曾帶回兩套多達幾百本的庭審記錄，一套送到南京司法行政部，一套則送給高文彬的母校東吳法學院。幾經(jīng)周轉，這些寫著英文、日文甚至還有法文的裝訂版材料早已散落不見?！翱赡苡械亩籍攺U品丟棄了”，向隆萬的語氣里多少有些遺憾，在北京的地攤上、臺灣的檔案館，有人曾見過這些零零散散的庭審記錄，“但事情慢慢就淡了，人也慢慢都走了”。

　　事實上，向哲濬也有幾次動筆記錄東京審判歷史的念頭。向隆萬聽母親說，一次是1956年，向哲濬想就參加東京國際法庭和對日本甲級的審判寫一些記述以及關于國際法和國際審判的文章，但是“反右”運動中，一些原國民黨政府司法界官員被劃成右派的消息，讓他擱下了這個計劃;到了1960年代初，從上海財經(jīng)學院退休的向哲濬想趁精力尚充沛的時候寫點東西，但是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使得這一計劃再次擱淺。

　　“文革”期間，向哲濬的一份“檢討書”中也曾詳細地講述了東京審判的過程，甚至還有對英美法拖延時間、美國偏護日本的意圖進行了批判，“可惜后來，原文連同謄寫的文稿也都被收走了”。

　　后來，淡泊的向哲濬選擇與夫人過簡單的生活，喝喝咖啡、賞賞花、聽聽戲，也教教別人英文，送報的、修鞋的，有教無類。1987年，95歲的向哲濬辭世，屬于他的那段經(jīng)歷也就一同封存了。

　　因此向隆萬只能自己去“刨資料”。退休以后，他多次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找尋相關的資料。他在寫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查到父親向哲濬的名字后，就借來相關資料，復印、拍照、錄制，然后帶回國閱讀、研究。

　　真正意義上的東京審判研究

　　東京審判對中日兩國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東京審判在中日兩國有著很高的關注度。但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卻表示，同樣是關注，兩國的情況并不相同。日本自審判以來對東京審判的各種議論從未間斷，對東京審判的研究和對相關文獻的搜集、整理更已達到了相當廣泛、深入的程度。而東京審判在中國受到矚目僅僅始自近年，而且還是拜影視之賜，也因此東京審判在中國的影響主要還限于公共話語范圍，對東京審判的研究還遠遠落于人后。

　　“因為東京審判一結束就是冷戰(zhàn)，冷戰(zhàn)后是朝鮮戰(zhàn)爭，人們還沒來得及消化東京審判的成果，敵我陣營就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美國和日本成了同盟，中國和美國成了對手。與此同時，我們國內又是政局巨變，國民政府到了臺灣，新中國也成立了。東京審判這批人是國民政府任命的，但是又都拒絕到臺灣去，研究東京審判，大家都沒了必須的立場?！毕蚵∪f分析道。

　　1983年，在東京舉辦的一次關于東京審判的國際研討會上，作為東京審判的主要參加國的中國卻沒有能拿得出研究成果的專家出席，只有一位在東京訪問的學者列席。2008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法學院的國際研討會，只有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賈兵兵教授去作發(fā)言。向隆萬介紹說，這是從0到1。2011年5月3日，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東京審判的研究出現(xiàn)轉機，2013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判決65周年紀念日，在上海舉辦的東京審判國際學術研討會，有20名中國學者發(fā)言。

　　這讓一向謙虛的兩位教授在這個問題上自信滿滿。因為這不僅是人數(shù)上的變化，國家的項目支持、研究中心的努力，使得中國在東京審判的研究上已經(jīng)得到國內同行的首肯和國外學界的矚目。

　　“對于東京審判的評價可以總結為兩句話，一是東京審判是正義的審判，二是東京審判是一個有缺點的審判。這種話誰都能說，不用研究，不用完全了解歷史真相就能說，為什么非要我說這些話呢?”之前程兆奇從來不接受媒體的采訪，但是近幾年這位只醉心于研究的學者改變了觀點，坐在滿是東京審判相關材料的辦公室里，程兆奇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朋友勸我說，有研究的人不講，所以才會這樣子，才會出現(xiàn)很多情緒化的觀點?！?/span>

　　雖然不太愿意面對記者，但在滿是工作人員的編輯室，來詢問工作進展的程兆奇順勢談起日本教育、中國人掃蕩外國奢侈品店的經(jīng)歷，卻是意猶未盡。聊完天，大家收起笑容又埋頭各自的工作。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到1948年11月12日結束，前后持續(xù)兩年半之久，共開庭818次，法官內部會議131次，有419位證人出庭作證，779位證人提供宣誓口供，受理證據(jù)4336份，英文審判記錄48412頁。整個審判耗資750萬美元。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作出判決。11月4日，審判長開始宣讀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到12日才讀完。

　　這其中需要研究、整理、編輯出版的資料每個項目都數(shù)十萬字，這也許是程兆奇調節(jié)疲勞的方式，用聊天打破只有敲鍵盤和翻資料的沉默和疲倦。去年夏天，為了出版長達3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索引、附錄》，從已經(jīng)退休的志愿者，到仍在校的學生志愿者以及中心幾位年輕的博士后，無一例外，大家頂著高溫天天加班。而今年的任務同樣緊張，向隆萬一遍又一遍地強調著缺人的現(xiàn)狀。

　　向隆萬和程兆奇希望通過收集整理資料、講座、出書，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東京審判，同時也期盼一些年輕學者愿意真正走進東京審判，找尋這段不甚完整的歷史。

　　“而真正意義上的東京審判研究，可以、也應該不受情感、價值、信仰的羈絆，正如我們對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惡痛絕，不等于我們有權要求審判不嚴格依法一樣?！背陶灼嬲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