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滄海變桑田,3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人無論是精神面貌還是思想觀念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彭真同志所說的“中國實際”,而我們的民法典正在從這種實際中產(chǎn)生。

　　這幾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審議民法總則,人們對民法的討論也特別多。其中一個話題就是中國一直以來都有刑法,為什么沒有民法?請注意,我們現(xiàn)行的是民法通則,并不是真正法律意義上的民法典,所以媒體在報道這個問題時,通常說法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民法總則。從通則到總則,一字之差其法律價值和含義是有很大差異的。

　　正如人們所說的,憲法之下的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是一個國家基本的法律體系。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jīng)對外宣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形成,可是我們卻缺少了一部基礎性的民法典,這是不是很奇怪?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民法立法的復雜性。法學界有云,“民法是萬法之母”,民法作為一個涵蓋面非常廣的概念,在體系上,包含了民法、商法以及婚姻家庭法;在內容上,從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到法人的權利與義務;從一個人在胎兒時期的民事權利,到一個人死后的財產(chǎn)權、人格權;從一個法人的誕生,到一個法人的終結,涉及的所有的權利義務關系,都屬于民法的規(guī)范范圍。其中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其制定的難度可想而知。

　　以我國物權法的制定為例,從2000年草案出臺到2007年最后通過,8年時間歷經(jīng)全國人大七次審議,創(chuàng)造了我國立法之最。而物權法只是民法的一個組成部分,窺一斑而知全貌,由此可見民法的制定難度有多大。再看國際上,法學界公認的,當今世界上比較成熟的民法典是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從1874年籌備到1900年正式出臺,其間經(jīng)過了近三十年的時間。所以,民法典的制定是非常復雜而艱難的。

　　其次是對財產(chǎn)認識上的自我修正。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彭真同志曾經(jīng)指出:“立法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fā)。我國的民法從哪里產(chǎn)生?要從中國的實際產(chǎn)生。”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這句話有非凡的意義。從我國民法制定的歷史來看,早在建國之初的1954年,我國就開始起草民法典,但至今我們使用的還是退而求其次的民法通則,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不斷發(fā)展和變化的實際。

　　簡單地說,民法的核心是財產(chǎn)權,如何理解和認識財產(chǎn)決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則與方向。建國之初,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改革開放以后,公有制原則發(fā)生了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改變了民法的立法基礎,導致民法典制定困難。2004年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chǎn)不受侵犯。憲法的這一重大修正不僅體現(xiàn)了我國對私有財產(chǎn)認識上的突破,而且更從憲法的高度提出了私有財產(chǎn)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憲法作為根本法,這樣的變化,也確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則。

　　最后是法律的制定規(guī)律。民法是基本法,婚姻法、繼承法、物權法、合同法等這些法律都屬于民法以下的分支法律,這些法律都應該由民法產(chǎn)生,根據(jù)民法規(guī)定的基本原則制定。先有主干,后有分支,在法律原則的基礎上產(chǎn)生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這本來應該是立法的邏輯。但在我國的立法實踐中卻正好相反,部門法都有了,基本法卻遲遲沒有出臺。而且由于部門法的制定與修改更靈活,無論是立法理念還是對公民權利的保護都比作為基本法象征的民法通則更勝一籌。比如物權法就比民法通則對公民的財產(chǎn)權保護更完善、更有力,在司法實踐中也更有可操作性。

　　這樣的立法方式看似不合邏輯,但實際上更符合人類對未知事物的認識規(guī)律。盲人摸象,每個人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但組合起來就是一頭完整的大象,從現(xiàn)象到規(guī)律,從局部到整體,我們的民法立法正是從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出發(fā),不斷總結完善,最終形成可靠的民法法律原則,成為今天我們可以期待的基本法——民法總則。從實踐出發(fā)形成理論,再以理論指導實踐,這應該是中國立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大特色。

　　從1954年新中國首次起草民法典至今,已經(jīng)過去了六十多年,而從民法通則到今天全國人大首次審議民法總則,也過去了30年。30年滄海變桑田,3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人無論是精神面貌還是思想觀念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彭真同志所說的“中國實際”,而我們的民法典正在從這種實際中產(chǎn)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