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以“深入貫徹實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全面推動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為主題的首屆全國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研討會在北京市隆重召開。

9月28日，首屆全國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研討會在京召開

張?zhí)K軍副會長出席研討會并致辭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承辦并且得到了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的大力支持。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孫霄兵司長，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副會長張?zhí)K軍，司法部法制宣傳司原副巡視員、中華全國法制新聞協(xié)會原秘書長姚振懷，世界貿(mào)易組織法研究會會長、原最高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法制局黨組書記、局長孫琬鐘出席研討會并致辭。來自司法部、教育部等國務院部委的法宣工作機構負責人，北京、河北、遼寧、江西、湖南、海南、貴州等省(市)教育廳分管法宣工作負責人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央財經(jīng)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yè)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南開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山西大學、內蒙古大學、遼寧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海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云南大學、西藏大學、青海大學等高校的代表近兩百人參與了研討交流。

　　研討會開幕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兼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主任莫紀宏研究員主持。孫霄兵司長在致辭中表示為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具體舉措，將法治教育融入國民教育體系，在高校中，不僅要強調對非法學專業(yè)學生的法治教育，同時要兼顧對法學專業(yè)學生進行的法學培養(yǎng)，通過這樣的方式使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深入學生內心，為法治國家的建設打下堅實的教育基礎，因此法治教育承載著國家與民族的希望，擔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不僅僅是為了引導學生成為合格的公民，更是落實中央法治要求的重要舉措，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自明。司法部法制宣傳司原副巡視員、中華全國法制新聞協(xié)會原秘書長姚振懷表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jīng)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從“七五”計劃的具體內容中可知黨和國家對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視，法治教育不僅是對法律知識的普及，更是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三觀，提高法律素質，樹立法治理念的過程。通過對大學生進行法治教育，使其在理解基本法律知識的同時，養(yǎng)成遵紀守法的習慣，培養(yǎng)其獨立思考、適應社會的能力。孫琬鐘會長強調，依法治國的關鍵于對全民法治意識的培養(yǎng)，高校更是培養(yǎng)合格公民與法律人才的重地，徒法不足以自行，大學生不僅負擔著建設法治國家的重任，也承載著國家宣傳法治、信仰法治的理想。在充分肯定法治教育成果的同時，必須看到當前高校內法治教育的不足，應當深刻認識到法治教育不能僅僅局限于對法律知識的普及，更是一種基礎的、持續(xù)的、終身的思維教育，為了推動法治教育的發(fā)展必須不斷探討法治教育的新方法、新思路。張?zhí)K軍副會長提出對非法學專業(yè)學生進行法治教育的成敗關鍵在于厘清法治教育的價值目標， 其包含以下兩方面內容：第一、法治教育的基本價值目標是普及法律知識，培養(yǎng)守法公民;第二、架構于基礎價值目標之上的更深層次的目標，即實現(xiàn)弘揚法治理念，提升職業(yè)規(guī)則意識，培養(yǎng)職業(yè)中的法治思維，使法治觀念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非法學專業(yè)的學生進行法治教育不僅僅是國家以及公民的客觀需求，更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為了保證法治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們不斷探索對非法學專業(yè)學生進行法治教育的價值目標，將其作為法治教育工作的前進方向和指南針，不斷推進法治教育的進步。

　　首屆全國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研討會優(yōu)秀論文表彰儀式

　　本次研討會成果斐然，收錄了理論研究文章近四十篇，經(jīng)過專家評議組認真評選，共評出一等獎1個、二等獎2個、三等獎7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心主任莫紀宏研究員宣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關于表彰首屆全國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研討會優(yōu)秀論文的決定》，由張?zhí)K軍副會長、孫霄兵司長、姚振懷副巡視員、莫紀宏副所長、李忠主任為獲獎人員頒獎。

　　圍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出臺和當前大學生法治教育存在問題這一主題，教育部法制辦公室副主任王大泉、中國礦業(yè)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楊洪兵、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教研室主任韓新華、遼寧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邱連波、河南工業(yè)大學法學院院長黃建水、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馬長山、貴州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史開來以及西南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張新民八位與會專家進行了發(fā)言。

　　王大泉副主任提出《大綱》是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舉措，新時期的法治教育必須實現(xiàn)三大轉型，包括由普法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轉型、由知識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型以及由隨機教育向系統(tǒng)教育的轉型。奠基在三大轉型的基礎上，法治教育必須貫徹落實四大原則，即法治教育必須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法治教育必須以憲法教育為核心、法治教育必須貼近學生生活以及法治教育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資源。只有落實這四大基本原則才能保證法治教育的效果，因此，法治教育必須以課堂為主并包含社會實踐，使大學生通過自我約束不斷成長，適應法治國家的要求。

　　楊洪兵部長表示，高校內法治教育工作的推進不僅要依靠顯性教育更仰仗于隱形教育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教育的方法和途徑必須多元化發(fā)展，可以通過設置宣傳欄、舉辦辯論賽、開展法律講座的方式使學生在無形中接受法治教育。同時，法治教育離不開大學的整體法治環(huán)境，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法治環(huán)境是引導學生尊法、守法、敬法、信法的基礎。

　　韓新華主任結合了一線教師的切身經(jīng)驗，強調法治教育的內容必須以憲法為核心，通過對其進行憲法教育，使其了解權利義務的基本內涵，提高憲法信仰。同時必須區(qū)分對法學專業(yè)以及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的不同內容和目標，對非法學專業(yè)的學生而言，法治教育旨在培養(yǎng)其守法意識，使其在社會生活中能夠有“公的意識”“公的擔當”，做合格公民。

　　邱連波處長認為法治教育要注重對社會的研究，結合學生的自身經(jīng)歷，如此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學以致用。大學生處于成長的轉型期，其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適應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因此對其進行引導使其順利同社會接軌是法治教育的核心。法學教育不僅要有針對性還要注重時效性，如此才能做到法治教育“不走虛、真做實”。

　　黃建水院長提出當前法治教育的問題主要在于教材的內容并不能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無法體現(xiàn)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精神，既不能滿足學生法律知識的渴求也不能滿足國家對法治的要求。使法律走進課堂是保證法治教育效果的關鍵所在，但法治教育的方法應當區(qū)別于傳統(tǒng)教育，通過引入網(wǎng)絡、P2P等新媒介來保證法治教育的效果。

　　馬長山教授認為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亟待轉變現(xiàn)有理念，應當認清法治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對公眾進行普法更是對全民進行法治教育;其內容不僅包括法律規(guī)范更囊括了對思維模式的引導。通過法治教育引導公民的自我定位由“主人翁”向合格公民轉變?；谶@種定位，我國的法治教育必須立足于基本國情，適應社會的需求。

　　史開來處長強調法治教育是一個區(qū)分不同的階段的終身過程，對中小學生進行法治教育是基礎，在大學階段應當在此基礎上對法治教育的內容進行全面深化。針對高校學生法治教育的重點在于必須引導學生樹立憲法至上、法律之上的理念，通過憲法法律知識的教授使學生理解憲法的基本概念，權利義務的基本內容以及法治精神的核心。

　　張新民書記針對法治教育的現(xiàn)狀提出了強化法治教育的幾點意見，他表示通過學校進行法治教育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礎也是其最有效的方式，通過校內外資源的整合可以提升法治教育的質量，為全民守法夯實社會基礎，同時為了保證高校法治教育工作的順利推進與有效開展必須建立獨立的實施機制，避免法治教育依附于道德教育從而喪失其系統(tǒng)性與完整性。因此應當在高校內開設法律公選課，編寫專門的教材，提高法治教育的高度并且成立全國性、地域性的法治教育研討會，多管齊下形成合力，不斷推進法治教育的進步。

　　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形勢下加強非法學專業(yè)大學生法治教育的重大意義這一主題，河南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副調研員劉志飛，湖南省教育廳政策處處長劉洪秋，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任海濤，海南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副處長杜書清，廣西財經(jīng)學院法學院院長雷裕春，重慶師范大學學生處副處長唐家詳以及西藏大學黨委宣傳部理論政策教育科科長青措加七位同志圍繞主題進行了發(fā)言。

　　劉志飛調研員表示大學生法治教育如何，不僅直接關系到依法治國、依法治省的進程、也事關富民強省、河南振興，目前高校法律事件頻出反映出我國大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培養(yǎng)法律素養(yǎng)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而法治教育是其應有之義，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是一項長期工程，需要形成社會、學校、家庭三方齊抓共管的教育格局。

　　劉洪秋處長認為當前法治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于：其一、學校教師資源配置不足，機構職能不健全，不便開展法制教育工作;其二、各地高校法治教育教材編撰各自為政，缺乏全國統(tǒng)一教材;其三、法治教育如何推進以及其評判標準不統(tǒng)一，雖然《大綱》出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標準不統(tǒng)一所帶來的影響，但還有很多諸如法治教育目的定位等問題急需統(tǒng)一標準;其四、缺乏統(tǒng)籌規(guī)劃，加劇了法治教育資源不足的態(tài)勢;其五、法治教育被其他課程課時擠壓，且往往大班授課，無法保證效果;其六、缺乏上級部門的引領。

　　任海濤教授解析了《大綱》的具體內容并進行了分析思考，認為法治教育的關鍵在于理解法治教育的意義，時間維度上，“法制”發(fā)展到“法治”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大進步;空間維度上，積極實施法治教育是現(xiàn)代國家進行公民教育的大勢所趨。法治教育不僅是落實黨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的重要內容也是讓大學生學會運用法律積極維護自身權益的手段。

　　杜書清副處長表示加強非法學專業(yè)大學生法治教育，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加強非法學專業(yè)大學生法治教育，是建設文明社會的重要一環(huán)。從個體角度看，法治教育關乎大學生自身素質發(fā)展，需要社會、學校、家庭的積極引導;從國家層面看，法治教育是實現(xiàn)國家法治現(xiàn)代化的必要條件，全面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素養(yǎng)是衡量社會全面法治化的重要指標。因此，對非法學專業(yè)學生進行法治教育是高校的教育的重中之重，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雷裕春院長容圍繞貫徹《大綱》落實，剖析了法治教育現(xiàn)狀，提出了法治教育所面臨的四大問題：其一、法律基礎沒有設置獨立的課程;其二、教材內容不足以滿足法治教育需要，缺少專業(yè)教材;其三、教學內容過度注重灌輸法律基礎知識，而缺少法律實踐;其四、缺少專業(yè)教師授課，法治教育效果欠佳。針對這四大問題，雷裕春院長提出了五點建議：其一、設立獨立法治教育課程，增加課程學分;其二、設置法治教育課程為必修課;其三、針對不同高校類型、不同地區(qū)情況編寫不同性質的法治教育教材;其四、加強法治實踐教育;其五加強法治教育師資力量培訓。

　　唐家詳副處長認為現(xiàn)在的大學生雖然看似維權意識強，但實際上缺少具體實用的法律知識作為支撐，并沒有形成成熟的法律意識，針對這種情況對其進行法治教育具有實踐性意義。但是法治教育教材內容不足，且偏重理論部分，實用性針對性不強并且授課教師自身法律素質的參差不齊也導致法治教育無法體現(xiàn)其應有的價值。因此，法治教育必須注重教師法律素養(yǎng)培訓，創(chuàng)新法治教育方法，培養(yǎng)教育新思路，深化教學改革，注重法治教育實用性。

　　青措加科長提出學時不充足、合班上課、授課方式單一等問題使得法治教育實效不佳，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合并設置為一門課程使得教材編撰困難，難以發(fā)揮其應有的效果，教學評價手段單一，評價的激勵和調節(jié)功能受限，法律教師承擔全校通識課程的教學任務過重。因此需要樹立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科學設置法律課程安排，合理組織有效的教學形式，豐富法律同時教育課程的教學模式，有效利用各種教學方法，使得法治教育成為法治觀念的生產(chǎn)者與宣傳者，發(fā)揮出法律同時課程內容的實用性與人文精神。

　　隨后與會專家分為六組圍繞全國高校非法學專業(yè)法治教育這一議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其中第一討論組的召集人為司法部法制宣傳司原副巡視員、中華全國法制新聞協(xié)會原秘書長姚振懷，副召集人為軍事科學院原正師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叢文勝;第二討論組的召集人為遼寧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邱連波，副召集人為全國人大民委調研室原主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客座研究員艾其來;第三討論組召集人為河南工業(yè)大學法學院院長黃建水，副召集人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研究部主任、客座研究員陳百順;第四討論組召集人為湖南省教育廳政策處處長劉洪秋，副召集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法學分館副館長劉小妹;第五討論組召集人為貴州省教育廳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史開來，副召集人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吳麗華;第六討論組召集人為長安大學校長助理兼政治與行政學院院長、教授彪曉紅;副召集人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客座研究員沙崇凡。各個討論組進一步對高校法治教育的現(xiàn)狀進行了分析，總結經(jīng)驗教訓，提出法治教育發(fā)展的新方向，各位專家百家爭鳴，充分交流了意見與看法并推舉了匯報人在閉幕式作匯報發(fā)言。

　　研討會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法治戰(zhàn)略研究部主任李忠主持，李忠主任表示各位專家的發(fā)言為本次研究討論奠定了理論基調，各組進行分別討論正是在認可法治教育必要性這一通識的基礎上對具體問題進行的分析細化，所得出的理論和提出的意見都是法治教育發(fā)展的新思路、新方向。

　　一組匯報人是中國傳媒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齊向梅，她提出，本次研討會順利召開并且成果斐然的前提在于各位專家認可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法治教育的根基在于國家與公民對法律有新需求，在高校內進行法治教育可以提升學生對于權利義務的理解，避免學生偏激的理解、應用法律，忽視自身義務。我國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于課程學時少，師資力量弱這使得法治教育同社會實務脫節(jié)。改變這種現(xiàn)狀必須深抓一下幾個方面：第一、教育主管部門應當做好頂層制度的設計;二、培訓專業(yè)的師資力量;三、開展教學工作的研討;四、法治教育研討會應當形成定式，定期舉辦，為高校法治教育的發(fā)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組匯報人是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的丁慧院長，丁慧院長表示在六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各位專家能夠齊聚一堂共同研究法治教育大計，對法治教育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推進意義。理解法治教育的關鍵在于理解其“五性”，即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的必要性、課堂設置的強制性、教師的專業(yè)性、相關機構的常設性以及教學效果的時效性。對于非法學專業(yè)的學生而言，能夠做好法治教育工作的關鍵在于處理好五對關系的銜接性，即不同階段法治教育內容的銜接、公共課與法學專業(yè)課的銜接、專業(yè)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銜接、基本目標與專業(yè)目標的銜接以及規(guī)范化與多樣化的銜接。法治教育不僅是課堂教育，更是育人的過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三組匯報人是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的任海濤副教授，任海濤副教授認為法治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個由小學貫穿到大學的完整過程，其內容應當包含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兩部分。推動法治教育進步必須從組織管理、教材編寫、師資配備以及教學方法入手，在制度設計上，應當成立統(tǒng)一的法治教學委員會，明確高校法治教育實施主體，建立全國性研究機構，以建立試點逐步推進的方式進行，同時，必須依據(jù)院校的不同、專業(yè)的不同因材施教，如此才能使法治教育工作事半功倍。

　　四組匯報人是湖南商學院的李杰豪教授，李杰豪教授表示必須客觀看待目前高校法治教育的推進情況，承認其所取得的成績也要看到其不足之處。對于法治教育的前進方向應當從以下幾方面予以考慮：其一、要將法治教育落到實處;其二、加強法治教育的整體性;其三、加強師資力量的配置;其四、注重社會實踐環(huán)節(jié)。

　　五組匯報人是貴州師范學院的余雨陽副教授，余雨陽副教授認為在高校內進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并且已經(jīng)形成了共識，但是對于法治教育的探討則必須將其置于高校教師職責所在的框架內。法治教育的關鍵在于教材的編纂，應當由教育部統(tǒng)一基調，制定框架并且由高校自由靈活組織操作。對于法治教育的現(xiàn)狀，專家們最迫切的要求在于盡快將法治教育基礎從思想道德修養(yǎng)這門課中獨立出來，如果不能保證課程的獨立性則法治教育的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六組匯報人是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員會高校思政處主任科員曹智鑫，曹智鑫表示若想保證法治教育的實效性必須重視思政教育。對于法治教育的頂層設計必須從全局性角度出發(fā)，在設置課程，使用教程，考核制度，監(jiān)督機制上必須有統(tǒng)一的標準，在內容上，必須突出法治教育的政治性同時在保證學時的基礎上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通過這樣的方式講法治教育轉化為本土資源，既適應國家法治建設工作的需求又滿足地域、民族、宗教以及社會穩(wěn)定的需要。

　　研討會最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主任莫紀宏同志代表主辦、承辦單位作總結發(fā)言。莫紀宏表示本次研討會針對法治教育理論以及實務上的新問題組織專家進行研究溝通，使原本分散的問題系統(tǒng)化、整體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識，確立了高校法治教育發(fā)展的方向，在推進法治教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體現(xiàn)了法學所在法治發(fā)展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和重要關口發(fā)揮作用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法治教育的目標在于培養(yǎng)合格公民，法治教育工作能否順利推進，能否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相銜接的關鍵在于轉變觀念，在概念上區(qū)分法制宣傳教育與法治教育，在實踐中將單純的知識教育轉化為以法治精神為核心的觀念培育，促使公民接受其社會人的身份與定位。法治教育實現(xiàn)真正落地并不容易，對非法學專業(yè)學生進行法治教育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發(fā)揮理論研究的優(yōu)勢，將理論落實到實踐中去并通過實踐進一步助推理論的發(fā)展，如何將法治教育落到實處使其發(fā)揮應有的效果，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目前而言，依據(jù)《大綱》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增強法治教育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建立相關的課程機制和保障機制，統(tǒng)籌、整合相關資源，才能促使法治教育由碎片化向系統(tǒng)化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