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同學，同志們，大家上午好!

　　剛才聽了龍宗智教授的演講和陳光中教授的評議很受啟發(fā)。但對評議這件事，我的心里很糾結：李仕春秘書長代表組委會跟我聯(lián)系的時候，我婉拒了，他說今天下午舉行，我說我下午有課;后來他又調整到今天上午舉行，我不能說今天上午再有課了。我后來聽說有法制網(wǎng)直播，我說那更不能接受了，現(xiàn)場點評，我的語言水平很差，就怕有直播;要是在課堂上說說，還馬馬虎虎。龍宗智教授是訴訟法學的名家，對名家的演講進行評價，我覺得很難。我沒有學過如何進行點評、評議，不知道有什么要領，是抓住一點進行評論，還是抓住重點進行評論;還是時間有限，只進行一點點的評論?陳光中老師、王敏遠老師是很受尊敬的訴訟法學專家，有他們兩位名家進行評議，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坐在這里很不安。我的發(fā)言不叫評議，談點感受。

　　和龍宗智老師多年相識，他的“相對合理主義”我不是今天才知道，很久了，他自己說研究“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十多年了。他“相對合理主義”這個提法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99年4月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上;1999年4月龍老師出了一本書，書名叫《相對合理主義》，這本書我?guī)砹?，不是給龍老師做廣告，這本書在1999年的5月29號龍老師簽名送給我，剛剛出版上市的當月我拿到了龍老師贈送的這本書，十多年了我一直保存，也經(jīng)?？?。感到龍老師的相對合理主義很深奧，我的理解很有限。所以，我今天只能談點“感言”;我的“感言”沒有電視節(jié)目上某人獲獎之后的感言那樣詩情畫意，是我的有感而言。

　　第一，我的感慨。為什么講感慨呢?一是我和龍宗智教授有很多緣分。我們倆是同一年進入檢察機關工作的，我比他早幾天，我是1982年初，龍老師是1982年中，我們是同一年畢業(yè)的法學本科生，他在檢察機關工作了17年，我工作了27年。我雖然長他十年，但是沒有他做得好。他做了檢察長，是檢察機關的領導;我在檢察機關27年，一直在檢察長領導下工作，所以我很慚愧。二是龍老師他敢于放棄，勇于走新路。他在離開大軍區(qū)檢察院副檢察長職務的時候，已經(jīng)是大校軍銜，距離將軍只有半步之遙，但他放棄了已有的領導職務和優(yōu)厚的工作條件;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情況，在他1998年底要從部隊轉業(yè)的時候，最高人民檢察院想選調他來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他也放棄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局級的領導職務，毅然決然地去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他這種精神我很贊佩，我缺乏這個勇氣;因為他沒有來當這個主任，我才在幾個月之后去擔任，是龍老師的放棄，才有我的機會。三是龍宗智教授做教學科研工作做到了極致。他不僅是去做教師，還擔任了西南政法大學校長，校長是很重要的職務，一校之長，一所大學的領袖;八年之后，我到人民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只是教師，我很慚愧，教師與校長是不能相比的。四是龍老師發(fā)表了有影響的學術主張。如今天講壇的主題——相對合理主義。龍宗智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和司法實踐工作，成果頗豐。正如剛才陳光中老師評價的，一說到相對合理主義，就知道是龍宗智教授的，獨樹一幟。我也長期從事法學研究、司法實踐和教學科研工作，包括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擔任了七年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但沒有作為，相差很遠。這是就是我的感慨。

　　第二，我的感悟。我坐在這里想，龍宗智教授為什么能提出這樣的觀點，這樣有特點的學術主張。除了與他的經(jīng)歷，他的勤奮，他的學術作風有關以外，也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在他正式用“相對合理主義”這幾個字之前，他的一些文章就有這樣的內(nèi)容，只是沒有用“相對合理主義”這個表述。我剛才說了，他最早用“相對合理主義”這個詞是1999年4月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fā)表的文章和同期出版的《相對合理主義》這本書。當時是什么樣的背景呢?一是1997年中央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一個大的背景，為繁榮法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龍宗智教授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抓住機遇，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二是九十年代初，國家啟動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陳光中老師、王敏遠老師、龍宗智老師都參加了有關的修改工作座談會;我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刑事檢察廳主持工作，作為高檢院的代表參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召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研討會。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但在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過程中，學界和司法部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不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龍宗智教授提出了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是很有影響的觀點。三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國家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大家知道，司法改革最早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后來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這是中央作為政治建設和政治改革的一項任務提出來的;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龍宗智教授的第一篇以《相對合理主義》冠名的文章，就是《論司法改革中的“相對合理主義”》;所以，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為龍老師研究、思考和提出相對合理主義主張、提出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和改革進路提供了社會條件。四是九十年代初以來，西方的訴訟法理念、國際社會流行的訴訟理論和主張大量流入中國，不少學者把西方的訴訟法理念、理論，寫成專著;有的翻譯西方的訴訟法學著作，倡導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植入相關的規(guī)定;有人主張“拿來主義”。由于國際社會不同的法制文化背景、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司法體制和中國法律人的其他一些因素，出現(xiàn)某些問題認識上的不一致;雖然有共性的東西，但是在有些問題上，還是有分歧的，甚至有些無所適從的感覺。有些學者主張英美法系的控辯式，有的主張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如強調檢察官要領導指揮警察，強調發(fā)揮國家司法機關的職能作用。也有一些人主張中國特色，主張傳統(tǒng)的東西，主張“本土資源論”。這種背景下，龍宗智教授提出相對合理主義，認為“本土資源論”，過于強調本土特征，忽略了法治公理性前提;認為“拿來主義”不注意中國的社會基礎和條件。這個時代背景，為法學發(fā)展繁榮提供了機會，龍宗智教授的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第三，我的感受。聽了龍宗智教授的演講，看了他的文章論著，我有一些感受：一是龍宗智教授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zhí)岢隽死碚撆c實踐相結合的訴訟法學研究思路。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國存在刑事法學研究與刑事訴訟實踐相脫節(jié)的情況，不管理論家、學者們怎么說，實踐當中該怎么辦還怎么辦;不管實踐中怎么辦，學者該怎么說還怎么說，彼此各說各話。龍宗智教授提出的相對合理主義，實際上是針對當前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問題，很有針對性地提出這樣一種研究思路，一種看法和主張，是屬于認識論的范疇。陳老師說屬于法哲學的范疇，認識論也屬于哲學范疇，他的思路和主張具有認識論的價值。二是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zhí)岢隽诵淌略V訟法學研究的方法。剛才說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角度提出了研究問題的思路。從方法論的角度，龍老師提出來由易到難，不要好高騖遠，符合鄧小平理論中“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龍老師提出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要求快，也不要一下子要求很高，要慢慢來。這個方法符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國家有幾千年的封建歷史，長期人治的歷史，短暫法治的歷史。法治要成為全社會的必然行動，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雖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寫到了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寫到憲法總綱中，但要真正成為社會全體遵行的行動，還是一個漫長過程。龍老師提出由易到難，一步一步來，相對合理，是很好的方法。三是相對合理主義提出了刑事訴訟法學的理念，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他的相對合理主義，既區(qū)別于“本土資源化”，也不同于“拿來主義”，主張以程序法的公理性為前提，考慮制度的社會基礎和運行環(huán)境;我理解就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對于公理性的東西，我們在制度的建設中是應該吸取的，但也要考慮社會條件。四是相對合理主義的主張，提　　出了司法體制改革和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建設的價值目標，就是“不求最好，只求較好”。我們都希望有最好的東西出現(xiàn)，但龍老師提出的價值目標是比較客觀的。

　　第四，我的感想。今天一“感”到底了。一個感想是我們的立法也應該注意遵循相對合理主義，包括我們法學者對于立法的期望、追求和評價。法作為上層建筑，作為國家意志，它的產(chǎn)生過程在民主機制下，往往是各方意見協(xié)調的結果?？赡懿皇亲羁茖W的，最理想的。用法學家的觀點看，可能有些地方不科學，不協(xié)調，不理想。立法應當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專家學者應當積極地建言獻策。但畢竟不是專家立法，因為立法的最后決定權不是專家去按表決器，按表決器的人都是政治家，當然在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語境下，參與立法決策的政治家應該是懂法的政治家。每次人大常委會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專題講座，決定立法的成員一邊立法還一邊在學法，法學博士生導師也要學習。參與決策，能夠在立法時按表決器的政治家們都有很高的政治水準，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他們的法律背景可能很有限。這就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問題，他們中一些人不太懂法，對于法學理論中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他們未必能夠懂，畢竟他們沒有受過專門的法律教育和經(jīng)歷過長期的法律實踐，所以對立法也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問題。都按照專家學者的意見來立法，是不太可能的，專家學者意見也可能不一致。盡管立法工作部門也注意聽取、征求專家的意見，至于是不是按專家意見寫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這次刑訴法修改在8月下旬常委會審議的時候，立法說明當中說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包括專家學者的意見;但印發(fā)給會議人員的參閱材料中居然沒有專家學者的意見。我當時很注意這個問題，很想知道專家學者有什么意見。因為確實有很多專家學者講自己參與了這項工作，參加了征求意見座談會;但是會議沒有印發(fā)專家學者的意見，與會人員沒有看到專家的意見，在審議和表決時就無法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常委會10月份審議的民訴法修正案草案說明中寫了征求專家學者意見，并將專家學者意見印發(fā)會議。兩部訴訟法修改在印發(fā)專家學者意見的做法上是有區(qū)別的，但不能說修正案草案稿中沒有吸收專家學者的意見。感想的第二點，中國的法治建設，包括立法、司法和法治觀念的形成，有一個受當代中國社會所處階段的限制和影響的問題。為什么發(fā)達國家法治普遍比較好?發(fā)達國家法治時間比較長，憲政體制形成，法律機制完善，樹立了法治理念，在全社會形成了尊重法律的風氣，法律具有權威性。美國1787年制訂憲法，兩百多年了，憲法沒有重寫過，只有二十幾個修正案。法國憲法1791年制訂，大革命時期有過幾次修改，近半個世紀法國的憲法基本沒有改過;法制穩(wěn)定為國家的穩(wěn)定發(fā)展提供了保障，我們的法治時間很短，法律體系雖然形成了，但并不是完美無缺，有些法律還沒有出臺，很多法律還要修改。我們的經(jīng)濟，雖然經(jīng)過改革開放三十年有很大發(fā)展，成績舉世矚目，確實很受鼓舞，比如GDP總量、進出口貿(mào)易總額、外匯儲備總數(shù)都在全世界名列前矛，是光榮的，是好事;但按照人均水平，那就是百八十名了，加上我們的基礎差、管理有問題，就業(yè)、醫(yī)療、教育，還有住房等多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我們這樣一個處于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整個國民的教育水平和法治水平。加上幾千年的封建法制，人治的觀念根深蒂固;只有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法制的建設，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只有十幾年的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很贊成龍教授的相對合理主義。完全把西方發(fā)達國家二三百年做到的拿過來是不可能的，即使寫到法上，制度要依照一定的條件;條件、社會基礎一定意義上比制度更重要。感想的第三點，法學研究，司法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中應當樹立和維護憲法的尊嚴。如果說今天的法治還存在很多問題和差距的話，與憲法制度沒有很好地落實有關系。陳光中老師在評議中和龍宗智老師在演講中都提到憲法規(guī)定的公檢法三機關的關系問題。到底怎么看這個問題?我主張堅持憲法規(guī)定的原則，我主張訴訟法專家不要對憲法說三道四，我們應該維護憲法尊嚴，堅持憲法的規(guī)定。如果能把憲法第135條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個規(guī)定落實好的話，也是不錯的。這個規(guī)定，強調分工負責，與分權是一致的，“配合”是分工負責基礎上的配合，不時無原則地配合，是中國刑事訴訟機制的特色;制約與制衡是一致的。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司法體制，不是“三權分立”，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產(chǎn)生、對其負責、受其監(jiān)督，審判雖然很重要，但不是以審判為中心。這不是一般的學術研究，是研究改革和國家制度建設，憲法原則是必須堅持的。刑事訴訟法學者研究刑事訴訟法修改時，要修改憲法是不現(xiàn)實的。這如同家里裝修房子，要求樓上那家跟我一塊改間壁墻是不可能的。憲法是上位法，是神圣的，我們應該貫徹落實它。最后一個感想，我們的法學研究，要從國情出發(fā)，建立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近些年我們的訴訟法學研究，一方面對于西方的訴訟制度研究比較多;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已經(jīng)轉向了實務研究，發(fā)現(xiàn)了實踐當中不少問題，這是很重要的。龍老師演講當中提到的一些問題是客觀的。中國這么大，每年的民事案件進入訴訟程序的近千萬件，刑事案件起訴到法院要審判的近百萬件;如果這近百萬案件經(jīng)過一審二審再審，加上死刑復核，加在一起有幾百萬件，司法機關的任務很重。確實存在司法水平不高、部分司法人員素質不高的問題;相當一部分人存在法治觀念不強和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治影響的問題、地方干預司法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努力，也需要一個很漫長的時間。我們現(xiàn)在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水平就是初級階段的。正是龍老師說的，不求最好，只求較好。在初級階段我們對有些問題的期望值太高可能實現(xiàn)不了，所以最后的感想就是立足初級階段的國情進行司法體制改革和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體制和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使我們國家的法治建設能夠一步一步走向更好。

　　以上僅僅是個人的認識，用“感慨、感悟、感受、感想”四個方面表達了我的一點想法、看法。謝謝大家。